我在金子的疆域中四處遊歷﹐
　　　　　　　　　　　　城堡和家園的美景盡收眼底。  

　　　　　　　　　　　　　　　　　　　　──濟慈

經典著作﹕西方人文學概略　

　　這本書的目的是討論西方經典著作。討論將從文學類著作開始﹐繼之以哲學﹑心理學和歷史類著作﹐然後以綜合類著作結尾。我想讓這本書成為一張文學世界的地圖﹐像一張為在金礦裡工作的淘金者所提供的地圖那樣。我本人讀了許多並不值得一讀的書﹔我就像一個手無地圖的淘金者﹐所以我懂得這樣一張地圖的價值。我並不期望人們讀每一本我在這裡所推薦的書﹔假如他們在這裡發現了哪怕只是一本他們喜歡的書﹐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我並不是在試圖使經典簡單化或大眾化﹔假如世界上最有天賦和最雄心勃勃的那位讀者問我﹐我向他推薦哪一本書﹐我也會對他說出我在這裡將要說出的一切。

第一章　文學

一﹑卡夫卡

　　卡夫卡（Kafka）的三部小說中﹐《美國》（Amerika）是可讀性最強﹑最現實主義的一部。《美國》與其它小說最大同小異﹐也最少有卡夫卡風格。批評家們對《審判》（The Trial）和《城堡》（The Castle）全神貫注﹐對《美國》卻不太注意。《美國》與《審判》和《城堡》不同﹐它不能為批評家們提供很多評論材料﹔他們無法在其中尋找隱密的喻意和深刻的思想。《美國》雖然對批評家們來說﹐不是一本好書﹐但它對讀者來說﹐卻是一本好書。然而﹐如果說《美國》是卡夫卡最好的小說﹐如果說它比《審判》和《城堡》都好﹐那就錯了。《審判》和《城堡》成書《美國》之後﹐那正是卡夫卡創作的高峰時期。
　　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和他的長篇在質量上不相上下﹐但這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閱讀卡夫卡的短篇。《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歌唱家約瑟芬》（Josephine the Singer）﹑《飢餓藝術家》（The Hunger Artist）﹑《交給學院的報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和《洞穴》（The Burrow）都值得推薦。卡夫卡的《八個八開筆記本》（Eight Octavo Notebooks）需要剪輯。這些筆記如果剪輯一下的話﹐會是一本質量甚佳的書。卡夫卡的有些信件也很有趣﹔我推薦他寫給福麗斯（Felice）的信和他的一本題為《我是復活的記憶》（I Am a Memory Come Alive）的文章集。對想從心理學角度研究卡夫卡的讀者來說﹐有很多書可供選擇。1
　　布勞德（Brod）著有一部很好的卡夫卡傳記。我還推薦詹諾池（Janouch）的《與卡夫卡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Kafka）一書。讀者在對卡夫卡的生平有所了解以後﹐應該去讀《卡夫卡致父親的信》（Letter to His Father）﹔這本書大概可以說是卡夫卡第一本質量最佳的書。卡夫卡似乎認為﹐他父親的管教方法對他有永久性傷害﹔《卡夫卡致父親的信》一書充滿了卡夫卡對父親教子方法的抵觸情緒。卡夫卡的這封信也和他的其它作品一樣﹐充滿幽默。他寫道﹕“您從您的扶手椅上統治世界。您的想法一貫正確﹐所有其他人的都是瘋狂的胡思亂想……您可以批判捷克人﹑然後批判德國人﹑然後批判猶太人……直到除了您以外別無他人可供批判。”

二﹑普魯斯特

　　普魯斯特（Proust）和卡夫卡一樣﹐也是一位非同尋常之人﹔他代表了一種新鮮的﹑不同的世界觀。然而﹐卡夫卡以一種與其他小說家同工異曲的方法表達自己的世界觀﹐所以讀他的書對讀者的閱讀能力並不要求很高。普魯斯特則不同。讀普魯斯特對讀者的閱讀能力就要求頗高了﹐原因是普魯斯特以一種既非同一般又富有挑戰性的方法表達自己的世界觀。普魯斯特文體華麗非凡﹐他的句子﹑段落﹑章節及著作本身都很長。更有甚者﹐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行動或情節。那些有志于研究普魯斯特的讀者會逐漸發現﹐閱讀普魯斯特的這些困難會慢慢化解﹔他們會認識到普魯斯特的作品長是長﹐但不失清晰。
　　有些讀者不願卒讀普魯斯特《故往的記憶》（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書中所有的七篇小說﹐而祇讀七篇當中的第一篇和最後一篇。這些讀者或許會受益于總結其他五篇小說的書﹐如米勒（Miller）的書或者毛若娃（Maurois）的寫得極好的普魯斯特傳記。2　毛若娃的普魯斯特傳記較之于大部份現代傳記作品﹐長度上只有它們的一半﹐質量上卻勝于它們兩倍。還有一本好書是《普魯斯先生﹕一段回憶》（Monsieur Proust: A Memoir）﹔這本書是普魯斯特的管家瑟萊斯娣‧奧巴雷（Celeste Albaret）寫的。這部回憶錄記錄的是對普魯斯特的親近而令人心醉的觀察﹐只是其風格還大有改善的余地。普魯斯特告訴瑟萊斯娣﹐如果她有朝一日記錄下關於他的回憶﹐她的書將會被人像搶買早點那樣一搶而空。的確﹐瑟萊斯娣的書在法國成了暢銷書。
　　普魯斯特與卡夫卡一樣﹐兩人都一心致力于文學﹐但是﹐普魯斯特並不學究氣﹐也不迂腐。普魯斯特跟卡夫卡一樣﹐對生活本身比對文學更感興趣。卡夫卡和普魯斯特都從文學的角度看待生活﹐他們發現生活本身是最深刻﹑最幽默的文學家。普魯斯特會同意卡夫卡所說的﹕“一個人可以從生活當中提煉出那麼多部書來﹐而卻只能從書當中提煉出極少的﹑少得可憐的生活。”3　
　　普魯斯特和卡夫卡不同﹐他出生在一個崇尚文化的家庭中。當普魯斯特還只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的母親和祖母就向他介紹了法國文學﹐不久他就意識到他將以文學為生。然而﹐他的文學才能發展得很慢﹔他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可以創作一部小說的想象力。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生來對印象極為敏感﹐卻毫無想象力的人”。4　終於﹐他決定他不會創作一部基於想象力的著作﹐但他要創作一部基於個人體驗的書﹕他的愛情﹑他的痛苦﹑他的友誼﹑他的社交﹐等等。
　　普魯斯特不寫奇異的體驗﹐相反﹐他寫的是人們共同的體驗。比如﹐他這樣描寫一個友人的死亡﹕“當我的目光在報紙上上下流覽時﹐我的注意力突然被那個通知〔斯萬的死迅〕攫住﹐好像被本不屬於那兒的神秘文字所跟蹤。這些文字足以使一個活生生的人再不能回答你對他所說的任何話語﹐足以使這個人變得只剩下一個名字﹐一個在一瞬間就從真實世界進入了死寂之界的寫在紙上的名字。”5　普魯斯特使人類的共同體驗變得新鮮﹑有趣﹑奇異﹐這是因為他本人完全地﹑充滿意識地經歷了那些體驗。
　　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普魯斯特的一生﹕年幼時被引入文學殿堂﹐不久便致力于文學創作。以後﹐埋頭于生活本身﹐當小說家的理想幻滅。後來﹐不再注重生活﹐獻身于寫作﹐使個人經歷成為藝術。最後﹐對瑟萊斯娣說﹕“昨晚﹐我寫下了‘完’字。現在我可以死了。”6　
　　普魯斯特的著作充滿深刻的思想。比如﹐他注意到人們往往忽視那些離他們很近的人的才能。他說﹕“我們決不會相信昨晚和我們一起去聽歌劇的那個人是個天才。”7　普魯斯特的著作充滿幽默的評論。比如﹐他說“當〔艾姆‧德‧沙樂（M. de Charlus）〕苦思冥想出極為完美的妙語時﹐他急于讓儘可能多的人聽到。但當他第二次使用同樣的妙語時﹐他就不願已經聽到過它的人再聽一次﹐因為他知道已經聽過的人會發現他的妙語不再新鮮。他會邀請不同的客人到他的客廳裡來﹔這僅僅因為自己沒有新的節目。然後﹐當他在與人交談中再次成功時﹐如果需要的話﹐他就會組織一次旅行﹐到全省各地去表演。”8　沒有哪一個虛構文學作家比普魯斯特更深刻或者更幽默了。

三﹑喬哀思

　　喬哀思最早的作品﹐如《都柏林人》（Dubliners）﹑《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一些詩歌﹐都非常受人歡迎﹐但他後期的作品﹐如《尤利西斯》（Ulysses）和《費尼根覺醒》（Finnegans Wake）﹐卻沒有多少人喜歡。他寫的一個劇本﹐《放逐》（Exiles）﹐差不多已被人遺忘。《都柏林人》是喬哀思的短篇小說集﹔這是一本少見的讀者願其篇幅更長的書之一。喬哀思的故事和契訶夫的一樣﹐少有刺激性情節──頂多足夠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契訶夫常常倉促地完成一篇作品──為的是趕一個期限或者掙一點兒錢﹐喬哀思則總是謹慎認真地寫作。喬哀思對文學有一種深刻的責任感﹐他也具有崇高的文學理想。他的目標是創造不朽的作品﹐與莎士比亞比肩。喬哀思的故事並不比契訶夫最好的故事好﹐但它們卻比契訶夫的故事在風格上更完美﹐也在質量上更具有一貫性。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不像《都柏林人》那麼清楚易讀﹐也沒有《尤利西斯》那麼艱瑟難懂。它成了喬哀思的許多讀者最喜愛的喬哀思作品。致力于通讀《尤利西斯》的讀者會像喜歡《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那樣地喜歡《尤利西斯》的某些部份﹐也可能更多。然而﹐很少有人會喜歡《尤利西斯》的每一個章節﹐而且許多讀者都不會有閱讀《尤利西斯》所必備的那種持之以恆的精神。讀者如果沒有編輯或評論家的幫助﹐就無法讀懂《尤利西斯》。讀者要讀懂《尤利西斯》﹐就必須等到它的每一頁上都標上註釋﹐像莎士比亞的著作那樣。否則﹐讀者就只有依賴評論家的幫助﹐如亭達爾（Tindall）﹑伯爾基斯（Burgess）和桑頓（Thornton）等。9
　　愛爾曼（Ellman）所著的喬哀思傳記和許多現代傳記作品一樣﹐過於細節化﹐但它有時也還讀來有趣﹐而且它有助于對喬哀思作品的理解。阿瑟‧鮑爾（Arthur Power）的《喬哀思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Joyce）是一本極好的書﹔喬哀思迷們會對其極為欣賞。
　　假如我們把喬哀思與卡夫卡和普魯斯特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喬哀思不象卡夫卡和普魯斯特﹐他在二十幾歲上就很會寫作了。喬哀思的文學能力在早期迅速成熟﹐但在晚期卻逐漸衰退。他的最後一部作品《費尼根覺醒》是一次對風格的嘗試﹐簡直令人不可卒讀。在創作《費尼根覺醒》期間﹐喬哀思完全地專注于風格﹐使他的作品失去了他的生活和他的喜樂哀怒這一基礎。

四﹑紀德

　　如果我們把紀德（Gide）與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喬哀思加以比較﹐我們會發現紀德和他們一樣﹐對文學有一種嚴肅的獻身精神﹔我們也會發現紀德比上述的幾位都有更廣泛的閱讀經歷﹐並因此而更加博學。紀德懂好幾種外語﹐他在閱讀上所下的功夫令人想起叔本華或尼採這樣的哲學家﹐而不是一個想像型文學家。的確﹐紀德寫的很多東西都不是想像型文學﹔他是一個卓越的批評家和文章家﹔他一生都堅持記日記。紀德不完全是一個藝術家﹐他不像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喬哀思那樣具有創造性。紀德沒有創造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他沒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觀。我們可以談論“卡夫卡式”的天地﹐或者“普魯斯特式”的天地﹐但我們不能談論“紀德式”天地。紀德往往不表達自己的世界觀﹐相反﹐他有時模仿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這個他極為崇拜的人。紀德的主要著作《偽造者》（The Counterfeiters）和《拉夫卡笛奧奇遇記》（Lafcadio's Adventures ）具有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氣氛和特徵。
　　紀德和喬哀思一樣﹐也是在他們文學生涯的早期寫些短篇作品﹔這些作品如果不比他後期的較大部頭﹑表現出較多文學雄心的作品更好的話﹐至少也跟它們不相上下。紀德最好的短篇作品基於他自己的經歷﹐併集真誠與典雅為一體。舉一個例子﹕《海峽即門》（Strait Is the Gate）講的是他和他後來與之結婚的表妹之間的柏拉圖式愛情的故事。喬哀思稱它為“一個小傑作……如巴黎聖母院尖頂般精美。”10　紀德的另一篇短篇小說《不道德者》（The Immoralist）也基於紀德本人的經歷。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憂鬱的知識分子學著在生活中尋找樂趣的故事。紀德還寫了兩部自傳作品﹐一部是《假如它死去》（If It Die）﹐一部是《就讓它如此》（So Be It）。《假如它死去》記述了紀德的早年生活﹐是他最好的著作之一﹐比《就讓它如此》要好。《就讓它如此》記述了紀德早年以後的生活。紀德的日記裡有很多很好的段落﹐但需要大幅度的刪節。
　　雖然紀德的作品在今天不像卡夫卡﹑普魯斯特和喬哀思的作品那樣廣為流傳﹐但它們將會在多年後流傳久遠﹔它們集典雅的風格和深奧的學識為一體﹐而且是一種對回答道德問題和審美問題的真誠嘗試。

五﹑曼和黑塞

　　托馬斯‧曼（Thomas Mann）跟紀德一樣﹐也似乎是思考型而不是靈感型作家。又與紀德相同﹐曼既寫虛構文學作品﹐也寫批評性文章。曼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他的長﹑短篇小說包含了許多深刻思想。比如﹐在《巫山》（The Magic Mountain）當中﹐曼指出﹐工作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是至關重要的頭等大事﹐對現代人來說﹐工作已經變成了“生命最值得尊崇的特點……時代的絕對權威……自身就具有合理性。”11　曼沒有卡夫卡的幽默﹐沒有普魯斯特的傷感﹐也沒有托爾斯泰的那種強烈的情感。然而﹐曼是他那個時代的傑出的小說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不會很快被人遺忘。
　　黑塞（Hesse）缺乏曼的深刻性﹐也缺乏卡夫卡的想像力。黑塞的小說講述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個性演變的故事。當黑塞還年輕的時候﹐尼採是他的精神導師之一。然而﹐黑塞後來背離了尼採﹐轉向了東方哲學﹐並認識到尼採對生命所採取的態度過於枯燥﹑過於思辨了。黑塞在自己最後一部重要著作《玻璃珠游戲》（The Glass Bead Game﹐出版于１９４３年﹐又題《游戲大師》﹐Magister Ludi）中批判了尼採（但並未指名道姓）。黑塞最優秀的和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品是《思達沙》（Siddhartha）﹔這是一篇以佛祖時代之印度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思達沙》是想像與哲學相結合﹑東方與西方相結合﹑佛教思想與西方專注個人的思想相結合的一篇令人讀來令人賞心悅目的小說。我也推薦黑塞的《野狼》（Steppenwolf）。它和紀德的《不道德者》（Immoralist）一樣﹐是關於一個憂鬱的知識分子學著在生活中尋找樂趣的故事。

六﹑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和卡夫卡與普魯斯特一樣﹐對生活本身比對文學更鐘情。對托爾斯泰來說﹐文學不是游戲﹑嗜好或者手藝。文學是對生命意義的尋求﹐是對生活目的的尋求。就托爾斯泰來說﹐這一尋求開始于他的少年時期﹔那時他對各種哲學思想都作了試探﹐如禁慾主義﹑享樂主義﹑懷疑主義等。當托爾斯泰完成了《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和《安娜‧卡列尼那》（Anna Karenina）並成為世界著名作家之後﹐他仍然覺得自己沒有找到生命的意義。他皈依了宗教﹐拋棄了帶給他名譽的那些作品﹐並獻身于實踐自己的宗教理想。
　　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反映了他的個性。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發現那種在他本人身上可以發現的特點﹐即精神的飢渴以及強烈的情感。托爾斯泰的傳記讀起來很像他本人的小說。他有著格外充沛的活力﹐有一種與宇宙同一的情感。當托爾斯泰只有九歲時﹐他著魔于夜空之美﹐並從三層樓上跳下來﹐以圖飛翔。在托爾斯泰創作的虛構文學作品中﹐我們也能發現這種同樣的與宇宙同一的情感。比如﹐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寫道﹕“皮埃爾看著天空﹐看著遙遠的﹑閃亮的星星。‘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所有這一切都在我之中﹐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皮埃爾想。”12
　　托爾斯泰不但對生命比對文學更感興趣﹐他對人也比對書更感興趣。高爾基（Gorky）說﹐托爾斯泰“不怎麼喜歡談論文學﹐但是他對作者的個性卻有著強烈的興趣。”在這一方面﹐托爾斯泰很像卡夫卡﹔卡夫卡最愛讀的書是傳記和自傳。13　有些文學批評家說﹐作家的個性無關緊要﹐文學應該是客觀的和非個人化的。批評家們之所以把文學和生活分開﹐是因為他們不像偉大作家們那樣注重生活本身﹐是因為他們不像偉大作家那樣﹐以強烈的情感體驗生活。這也是批評家之所以是批評家而不是偉大作家的道理。
　　托爾斯泰的最佳作品是關於那個最使他感興趣的題目﹐即生活本身的。卡夫卡和普魯斯特從一個角度﹐一個古怪的角度﹐觀察生活﹐托爾斯泰則把生活看作是一個整體。在這方面﹐托爾斯泰令人想起古代作家﹐比如荷馬﹐而不是現代作家。托爾斯泰的著作語言簡練﹐可讀性很強。無論是一般讀者還是較挑剔的讀者都喜歡托爾斯泰。可以說﹐托爾斯泰是無人不愛的。喬哀思把托爾斯泰稱為“一位偉大而高貴的作家……無與倫比。”14　儘管托爾斯泰最好的著作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那》﹐托爾斯泰也寫了一些優秀的短篇作品﹐比如《主人與僕人》（Master and Man）﹑《硬幣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和《伊萬‧伊裡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特羅亞特（Troyat）的托爾斯泰傳記雖然過長了一點兒﹐但也還有趣﹔就趣味性而言﹐該書的後半部比前半部稍微遜色了一點。

七﹑杜斯妥也夫斯基

　　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在很多方面與托爾斯泰相似﹕兩人都有一種熱情﹑神秘﹑中世紀式的宗教感情﹔兩人都有能力對人進行敏銳的心理觀察（這種心理觀察先于弗洛伊德的理論）﹔兩人都在寫作中充份利用情節安排和行為描述﹔兩人的著作中都充滿了宗教﹑哲學和心理學思想。然而﹐托爾斯泰的宗教情感使他在某種程度上蔑視文學﹐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文學的鐘情卻一直銳而不減。事實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能力是隨著他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增強的﹔多數人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最後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是他的最佳作品。
　　杜斯妥也夫斯基批評人是理性的這一觀點﹐他認為﹐人是複雜的和非理性的。許多人讚賞杜斯妥也夫斯基對非理性的強調﹐並相信是他預見了現代心理學的產生。但也有人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過份強調了人類非理性的一面﹐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人的非理性和病態表現走火入魔。譬如﹐托爾斯泰就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物“不真實。他們都是簡單化了的﹐更容易讓人理解”﹔托爾斯泰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是“令人痛苦的和毫無用處的”。喬哀斯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看法跟托爾斯泰的相似。15
　　杜斯妥也夫斯基喜歡出格的言論。比如﹐他不滿足于只說（像弗洛伊德後來所說的那樣）所有人都有同性戀的衝動﹔他堅持在這方面更進一步﹐說在大多數男人身上﹐同性戀衝動比異性戀衝動更為強烈。他說﹕“雞姦行為中存在美嗎﹖當然存在。相信我﹐對大多數男人來說﹐美恰恰存在於這一行為之中。”16　有讀者對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出格言論和人性非理性一面的興趣怨聲載道。
　　杜斯妥也夫斯基本人離瘋狂不遠。事實上﹐當杜斯妥也夫斯基談到自己二十幾歲的兩年時間時﹐他說﹕“甚至有一陣子﹐我失去了理性。”他寫過一個故事﹐題為《兩麵人》（The Double）﹐是關於一個具有分裂人格的年輕人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說這個故事是一次“懺悔”。杜斯妥也夫斯基患有癲間（加病頭）症。按弗洛伊德的說法﹐“很可能這個所謂的癲間症不過是他的精神病症狀。”17　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一個不能自禁的賭博者﹐他在德國的賭場輸了個精光。他把他的癲間症﹑他賭博和其它方面的經歷用在文學創作上。他的小說往往有他生活的影子﹔他虛構的許多人物是他個人性格不同方面的代表。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他整個一生都被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所困擾。他的某些人物也被同樣的問題所困擾。杜斯妥也夫斯基討論無神論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也討論無神論和傳統道德觀衰退這一現像之間的關係。只有尼採在理解無神論方面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同日而語。然而﹐尼採信奉無神論﹐杜斯妥也夫斯基卻反對無神論﹐並站在上帝一邊﹐站在基督教一邊﹐站在傳統道德觀一邊。杜斯妥也夫斯基反對想要西化俄國的人﹔他的政治觀點是保守的﹑民族主義的。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幾部小說﹐《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傻瓜》（The Idiot）﹑《瘋狂》（The Possessed）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一般被認為在所有小說中屬優秀作品。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寫過一些短篇﹐比如《地下筆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白夜》（White Nights）和《溫柔動物》（A Gentle Creatur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最佳作品之一是《死人之家》（The House of the Dead）。在這部小說中﹐杜斯妥也夫斯基描述了西伯利亞的監獄狀況。忽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缺點可能是一個錯誤﹐但忽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優點會是一個更大的錯誤。在文學史上﹐很少有作家既懷有激情﹐又具有深刻思想﹑既充滿想象力又不乏幽默感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卻具備了這一切。

八﹑契訶夫

　　契訶夫（Chekhov）的目標是描寫生活﹐描寫人生經歷。他不像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那麼雄心勃勃﹔他並不想改變世界或創立一種新的宗教。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是長篇小說大師﹐契訶夫則是短篇小說大師。契訶夫描述日常活動和生活瑣事﹔他的作品在情節安排和行為描述方面不如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那麼豐富。
　　契訶夫來自一個貧苦家庭﹔他的父親原是農奴。當契訶夫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父親叫他不要在外面跑﹐以免把鞋子跑壞了。契訶夫年輕的時候﹐就為地方報紙寫一些幽默小品以幫助家庭維持生計。上了醫學院以後﹐契訶夫把自己的時間分成兩部份﹐一部份用于學習醫藥學﹐一部份用于寫作。隨著他的作家聲譽的增長和他的才能的成熟﹐他開始寫作更長﹑更嚴肅的作品。在他的晚年﹐契訶夫放棄了醫學和小說寫作﹔他開始創作戲劇。契訶夫在四十四歲時死于肺結核病。
　　儘管俄國還未曾產生重要的哲學家﹐但俄國的作家卻對哲學有著強烈的興趣。（如契訶夫所說﹐“在俄國沒有哲學家﹐但是﹐每個俄國人都喜歡哲學思考﹐甚至連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喜歡。”18 ）契訶夫的作品包含許多哲學思想。比如﹐在《打賭》（The Bet）這篇故事中﹐契訶夫的一個人物爭辯說﹐因為太陽終歸要燃盡﹐人類終歸要滅亡﹐所以﹐一切人類的活動都毫無意義。他說﹕“你的后代﹑你的歷史﹑你的不朽天才──所有這一切都將隨著這個球體或凍結或燃盡。”
　　契訶夫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也經常描述無神的﹑反基督教的﹑具有尼採思想傾向的人物性格。比如﹐在《決斗》（The Duel）中﹐契訶夫就描述了萬科倫（Von Koren）這個人物﹔這個人物認為弱者應該為了整個人種的緣故而毀滅。這個萬科倫“不是處於對週圍人的愛而工作﹐而是為了像人類啊﹑后代啊﹑人類更理想的種族啊這樣的抽象概念而工作。”契訶夫並不與萬科倫和尼採持相同立場﹐這一點也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一樣。杜斯妥也夫斯基信奉基督教世界觀﹐契訶夫卻不信奉任何宗教或任何哲學思想﹔契訶夫從頭至尾都只是一個藝術家。尼採思想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中頗為多見的現像說明這些思想並不是鮮有的﹐並不是只在少數思想家那裡可以發現的﹔正如高爾基（Gorky）所說﹐尼採的思想“比人們通常所想像的傳播得要更廣更深”。19
　　儘管人們在契訶夫那裡可以找到思想﹐但契訶夫的專長不在思想﹐而在日常生活﹐在生活細節﹐在那些往往足以擾亂人的勃勃雄心的細枝末節。契訶夫的許多人物都有從未實現的雄心和夢想﹔他們從未能夠使日常生活和他們的雄心協調起來。他們與生活爭斗﹐而生活取勝。契訶夫在他遊歷西伯利亞的回憶錄中寫道﹕

　　　　　一個搬到西伯利亞去的農民﹕“不會比這更糟。”
　　　　　一個從西伯利亞搬回來的農民﹕“肯定比這更糟。”

　　契訶夫所有的戲劇作品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的短篇小說卻在質量上有大幅度的擺動。我最喜歡的契訶夫小說﹐有《羅斯查爾德的提琴》（Rothschild's Fiddle）﹑《親愛的》（The Darling）﹑《三年》（Three Years）﹑《一個枯燥的故事》（A Dull Story）和《親吻》（The Kiss）。
　　離開俄國文學這個題目之前﹐我們應該提一下果戈裡（Gogol）和高爾基(Gorky)。果戈裡生于一八○九年﹐大約早于杜斯妥也夫斯基十年﹐早于托爾斯泰二十年﹐早于契訶夫十五年﹐並早于高爾基六年。果戈裡的某些故事﹐如《大衣》（The Overcoat）和《鼻子》（The Nose）﹐至今還受人喜愛。果戈裡在這些故事中描寫反英雄人物﹐即被社會遺棄的人物。果戈裡對杜斯妥也夫斯基有所影響﹔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地下筆記》和《兩麵人》中都描寫了反英雄人物。我不推薦果戈裡唯一的長篇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至於高爾基﹐我所能推薦的他的唯一作品是他的自傳《我的大學》（My Universities）。

九﹑易卜生

　　易卜生（Ibsen）在他的有生之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並且至今享譽不衰。易卜生和喬哀思一樣﹐其生命的大部份時光都在自我流放中渡過﹐並對祖國挪威持批評態度。除了易卜生和喬哀思以外﹐還有許多知識分子都對自己的祖國持批評態度。比如﹐尼採就對德國持批評態度。真正的知識分子超乎于民族之上。
　　易卜生和尼採一樣﹐反對當時的民主潮流。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對政治自由的蔑視……　激進分子是自由的最大敵人。精神和思想自由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發展。”20　易卜生在他的戲劇《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這一劇中﹐易卜生爭辯說﹐政治權力應該在少數天才人物手中﹐而不應該在多數平庸的大眾手中。持有這一觀點的斯道可曼醫生（Dr. Stockmann）跟週圍的人發生了衝突﹔斯道可曼被宣佈為“人民公敵”﹔他的家被人投以石塊。
　　《人民公敵》以政治為主題﹐《布蘭德其人》（Brand）則以宗教為主題。《布蘭德其人》不像《人民公敵》那麼具有戲劇性並引人入勝﹐但是這兩個劇的主題是相似的﹕一個勇敢﹑堅定﹑理想主義的個人與其所生存的社會之間的矛盾。易卜生不推崇任何宗教學說。他不像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樣懷有宗教信仰﹐也不像尼採那樣毫無宗教信仰。易卜生對宗教的態度與契訶夫相似﹕中立並保持距離。
　　易卜生也和許多其他虛構文學作家一樣﹐對靈學﹐即預感﹑直覺和通過無意識的交流﹐有濃厚的興趣。他的一個人物說﹕“她相信﹐我已默默地通過內心的渠道﹐對她說了那些我自己想要說的和決心要說的話。”21
　　易卜生有很大的讀者群﹕他對喜歡細緻﹑激動人心的情節的讀者有吸引力﹔他對喜歡心理分析的讀者有吸引力﹔他對喜歡政治思想的讀者也有吸引力。

十﹑蕭伯納和威爾斯

　　蕭伯納（Shaw）生長于都柏林的一個音樂世家。蕭伯納搬到倫敦以後﹐成了一個音樂批評家﹐並且捲入當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風靡歐洲的瓦格納熱。後來﹐他改行從事戲劇批評﹐並成了易卜生的熱情崇拜者。蕭伯納四十歲時﹐以一個戲劇家和政治活動家的身份初露鋒芒。他相信﹐戲劇創作應該傚法易卜生﹐以戲劇為工具﹐推動社會改革。蕭伯納在戲劇﹑文章和戲劇前言中充份表達自己的思想。他是一個純粹藝術家的反面﹔他使藝術服務于哲學和政治。
　　蕭伯納相信﹐政治問題不可能由體制的改革來解決﹐只能通過人的進化來解決。他寫道﹕“我們的唯一希望是進化。我們必須用超人來取代人。”他相信優生學﹐即試圖通過選擇性生養來改善人類的學說﹔他夢想著一個超人的社會﹐夢想著“一個人人都是克倫威爾的英國﹐一個人人都是拿破倫的法國﹐一個人人都是愷撒的羅馬帝國。”
　　蕭伯納相信﹐民主是一個失敗﹐正如君主制是一個失敗一樣。他認為﹐民主僅僅在沒有經歷過民主的人中間受到歡迎﹐也就是說﹐民主在受制于專制主義和寡頭政治制度的人們那裡受到歡迎﹔一旦人們真正嘗試了民主﹐他們就會對其喪失信心。蕭伯納相信﹐罪犯不應該被監禁﹐因為是他們的本性使他們犯罪﹐而他們的本性是不能被改變的。他相信﹐罪犯應該被處死﹐並認為死刑是“相當有道理和很有必要的。”他相信﹐文明社會的人應該必須爭取生存的權利﹔他說﹕“只要生存的權利不面對經常的挑戰﹐它就會被濫用。”22　蕭伯納是無神論者﹐他反對人的生命是神聖的這一思想。他從生物學角度看待人﹐而不從宗教的角度看待人。他的作品證實了高爾基關於尼採的思想“比人們通常所想像的傳播得要更廣”這一說法。
　　蕭伯納是僅次于莎士比亞的最受歡迎的英語語言戲劇家。他的劇作充滿詼諧智慧﹑令人感到輕鬆愉快﹐卻缺乏激情和深刻情感。在喜劇和悲劇之間﹐蕭伯納更擅長于前者。蕭伯納的寫作風格和他的劇作內容一樣﹐輕鬆而活潑。他試圖創造活潑的﹑大眾化的戲劇﹐以表達嚴肅的思想。
　　蕭伯納的同時代人Ｈ﹒Ｇ﹒威爾斯（H.G. Wells）是一個多產的﹑很受歡迎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虛構的﹐也有非虛構的。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反對基督教﹐並信奉一種基於社會進步的“宗教”。他也和蕭伯納一樣地相信﹐沒有政府對生育的控制﹐進步是不可能的。他說﹕“唯一真正和永久的補救世界的方法是阻止低于一定標準的人群的繁衍﹐並鼓勵極為優秀的人群的繁衍……　這樣﹐人才能超出於動物之上﹔這樣﹐人才將超出於人之上。”23　威爾斯相信﹐國家應該聯合起來﹐組成大國﹔整個世界最終應該成為一個國家。

十一﹑安納托‧弗朗斯

　　安納托‧弗朗斯（Anatole France）更傾心的是浪漫艷遇﹐而不是烏托邦式的雄偉理想。弗朗斯有很多情人。在他看來﹐愛情使生活豐富多采﹑激動人心﹔他用笛卡兒式的語言說﹕“我愛﹐故我在。”然而﹐弗朗斯的愛情艷遇卻沒有為他帶來幸福。在他的晚年﹐弗朗斯抱怨說﹐他連一天﹑一個小時也沒有幸福過。他從沒有滿足的時候﹐總是在為了自己力不能及的東西奮鬥。24
　　弗朗斯跟蕭伯納和威爾斯不同﹐他敬重風格﹐他總是小心翼翼地遣詞造句。他對作品總是不斷地修改。他說﹕“我堅持校對八次﹐我最有寶貴的工具是剪刀加漿糊。”不同于普魯斯特﹐弗朗斯寫出來的都是短句和短篇。弗朗斯的作品很易讀﹐他在一八九○到一九三○年間很受讀者歡迎。
　　弗朗斯相信﹐法國具有最優秀寫作風格的作家是蒙田（Montaigne）﹑拉伯雷（Rabelais）和勒珊（Racine）等較老的作家。他認為﹐跟這些較老的作家相比﹐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和福樓拜（Flaubert）都顯得矯揉造作。弗朗斯認為﹐最好的風格家是那些不刻意追求風格的作家﹐是那些自由並自然地寫作的人。他說﹐十九世紀作家的作品中“處處寫滿了‘刻意’二字……　他們拼命地爭取效果……　他們的目標是成為風格家。”25
　　弗朗斯除了寫了短篇和長篇小說外﹐還寫過很多批評文章和一部貞德（Joan of Arc）傳。弗朗斯相信﹐文學和文學評論都不應該以達到客觀和非個人化為目的。在弗朗斯看來﹐所有藝術作品都表現作者的精神世界。他問道﹕“《神曲》要不是其作者但丁的偉大靈魂之表現﹐我們對它有什麼可崇拜的呢﹖”在他自己的批評文章中﹐弗朗斯描述他自己的情感和意見﹐決不試圖偽裝客觀。他這樣寫道﹕“一個好的批評家是這樣一個人﹕他把自己的靈魂揉合在偉大作品之中。客觀的批評和客觀的藝術一樣﹐都沒有存在的余地。”26
　　弗朗斯的虛構作品通常帶有諷刺意味﹐令人感到輕鬆﹐其中很多都基於歷史知識﹐年代和地點都比較遙遠。比如﹐他的小說《神之渴望》（The Gods Are Athirst）就是基於他對法國革命的長期研究的。弗朗斯相信﹐文學應該使生活理想化﹐應該避免惡俗﹔他指出﹐古希臘藝術就使生活理想化。弗朗斯不喜歡左拉的嚴酷現實主義﹐他寫道﹕“我當然不會剝奪左拉的可惡名聲。在他之前﹐從未有任何一個人將一堆穢物上昇到如此的高度。”
　　弗朗斯的虛構作品有很多﹐在質量上有反復。他最好的短篇小說可以編成一本極好的書﹐但他的有些短篇小說卻只是二流的。他的某些長篇也只是二流的﹐如《西爾維斯特‧伯納德之罪》（The Crime of Sylvestre Bonnard）﹑《企鵝島》（Penguin Island）。我推薦一本詼諧的﹑讀來令人享受的書﹐這就是布魯遜（Brousson）的《安納托‧弗朗斯其人》（Anatole France Himself）﹔書中有弗朗斯對很多問題的評論。泰爾登－萊特（Tylden-Wright）寫的傳記﹐《安納托‧弗朗斯》（Anatole France）﹐也很簡練﹑有趣。

十二﹑莫泊桑

　　莫泊桑（Maupassant）像弗朗斯一樣﹐也是語調輕鬆愉快﹐風格簡潔明晰﹑直截了當的作家。弗朗斯喜愛莫泊桑的故事﹐他說莫泊桑“具有法國作家所具有的三大特點﹐第一﹐清晰﹔第二﹐清晰﹔第三﹐還是清晰。”28　與弗朗斯相比﹐莫泊桑的故事更少學者氣息﹐更多生活氣息。弗朗斯的故事常以遙遠的年代和地點為背景﹐莫泊桑的故事則常以他所生活的年代和地方為背景。
　　莫泊桑的母親是福樓拜的好朋友﹔事實上﹐莫泊桑有可能是福樓拜的親生兒子。當莫泊桑二十幾歲的時候﹐福樓拜花了幾年的時間教他小說藝術的技巧﹔很少有哪個作家對另一個作家有這樣直接的影響。福樓拜教莫泊桑成為細心的觀察者﹐教他在所見事物中發現獨有的特點﹐教他發現被別人所忽視的東西。終於﹐在一八八○年莫泊桑三十歲的時候﹐他發表了《羊脂球》（Boule de Suif）﹐表明他確實掌握了小說藝術。福樓拜說﹕“我的弟子寫的《羊脂球》是一部敘述﹑喜劇和觀察的傑作。”《羊脂球》成功以後﹐莫泊桑辭退了他的文職工作﹐專門從事小說創作﹐一生共寫作三百多篇短篇小說。後來﹐他染上梅毒症﹐四十二歲辭世。
　　莫泊桑的故事在質量上不像喬哀思的故事那樣一貫比較好。喬哀思的目標是成為文學巨人﹐莫泊桑則沒有那樣的雄心。莫泊桑的寫作來得太草率了些﹐他對文學沒有足夠的尊敬。他的暢銷和他在經濟上對寫作的依賴使他寫得太多。他的故事技巧性強﹐但不深刻﹔娛樂性強﹐但沒有哲理。他並不探索人類本性的終極能力。莫泊桑的弱點在他的長篇小說﹐如《皮埃爾與讓》（Pierre and Jean）和《公子哥》（Bel-Ami）中﹐更加明顯。正如喬哀思所說﹕“我不能說[《公子哥》]是一部傑作。像莫泊桑的所有作品一樣﹐它只是一個袖珍小品。”29　儘管如此﹐莫泊桑最好的短篇小說仍然具有最好的短篇小說應有的品質﹔可以肯定﹐他的聲望還會在以後很長時間內不衰。我推薦《羊脂球》﹑《蒼蠅》（Mouche）和《泰裡爾太太的王國》（Madame Tellier's Establishment）。
　　由於莫泊桑很受讀者歡迎﹐很多人試圖通過翻譯他的書而獲利。沒有一本標準的英語版莫泊桑著作。他的短篇小說的題目和契訶夫短篇小說的題目一樣﹐被翻譯得五花八﹑各式各樣。為了避免混亂﹐翻譯者應該註明法文原文的題目。讀者要小心那些未註明譯者姓名的譯本。

十三﹑福樓拜

　　福樓拜（Flaubert）不如莫泊桑那樣受讀者偏愛﹐但批評家們卻對他更加為重視。福樓拜比莫泊桑深刻﹐卻不如莫泊桑活潑﹑可愛。莫泊桑熱愛生命﹐福樓拜卻厭惡生命。“我最大的安慰就是﹐”福樓拜寫道﹕“早日離開這個世界﹐而且不去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可能比這個更糟。”福樓拜賦予他最廣為人知的人物包法利夫人他自己的這一對日常生活的厭倦態度﹔他曾說﹕“包法利夫人﹐她就是我。”30
　　福樓拜性格中的抑鬱﹑自虐的一面使他以一種極為痛苦的方式寫作。如果說莫泊桑的寫作來得太容易﹐福樓拜的寫作則來得太艱難。他會在一個句子上花上幾天的時間。他說﹕“從風格這個東西被發明的那一天起﹐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如此痛苦地追求它。”31　福樓拜對內容和風格都極為小心謹慎﹔比如﹐他為了寫《薩蘭波》（Salammbo）一書﹐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研究迦太基。他也花了幾年的時間為寫作《布瓦德和派庫申》（Bouvard and Pecuchet）做準備。然而﹐現在《薩蘭波》和《布瓦德和派庫申》都已被人遺忘了。
　　福樓拜的一生都獻給了文學。和其他偉大作家一樣﹐福樓拜認真學習經典﹐卻對文學批評毫無興趣。他說﹕“一個人當不了藝術家才去當批評家﹐就像一個人當不了士兵才去當間諜一樣。”福樓拜在書的世界裡如魚得水﹐在瑣事的天地裡卻寸步難行。他寫道﹕“目前在我和這個世界之間﹐有那麼大一條裂痕﹐以致于我有時候在聽到最簡單﹑最自然的話語時﹐都會覺得大吃一驚。”32
　　現代讀者對福樓拜的長篇小說﹐除了《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以外﹐都興趣不大。福樓拜的最佳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說《一顆簡單的心》（A Simple Heart）﹑他的長篇《陳詞濫調字典》（Dictionary of Platitudes）和他的私人信件。斯迪姆勒（Steegmuller）所作《福樓拜和包法利夫人》（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是一部優秀的傳記作品。福樓拜的外甥女卡羅琳‧康曼維爾（Caroline Commanville）寫的《親切回憶》（Intimate Remembrances）是一本很好的簡略傳記﹔這本書顯示出間略傳記作品的優越性。33

十四﹑其他法國作家

　　斯湯達（Stendhal）的長篇小說《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和《帕爾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一度享譽甚高。然而﹐斯湯達也像其他早期小說家那樣﹐逐漸地消聲匿跡了。甚至在十九世紀﹐有些讀者就懷疑斯湯達作品的質量了﹐如福樓拜。但是﹐儘管斯湯達有缺點﹐他還是比其他早期的小說家﹐如斯各特（Scott）和雨果（Hugo）﹐要深刻和有趣得多。斯湯達的作品中比小說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論文《論愛情》（On Love）和他的一些自傳性作品。34
　　巴爾扎克（Balzac）的名聲從未高過斯湯達﹐現在則比斯湯達跌落得更低。巴爾扎克描寫某一類人物﹕農民﹑醫生﹑貴族等。巴爾扎克不像最優秀的作家所做的那樣﹐描寫人類本性的普遍現像。正如紀德所說﹕“二十五歲以前讀讀巴爾扎克還是不錯的﹔二十五歲以後再讀就很困難了。你得在大雜繪裡折騰多久才能找到點有意義的東西啊﹗”35　巴爾扎克有的短篇小說﹐如《滑稽故事》（Droll Stories）﹐讀起來還是很有意思的。
　　在小說成為一種重要文學樣式之前﹐法國產生了幾位第一流的戲劇家。考耐利（Corneille）和雷賢（Racine）的戲劇創作有一種高貴而華麗的風格﹐很為當時的貴族觀眾所欣賞。他們的拿手好戲是悲劇。他們的悲劇對通過翻譯閱讀他們作品的現代讀者很少能引起共鳴。另一方面﹐莫裡哀（Moli�re）的喜劇卻仍然頗有市場。比如﹐《厭世者》（The Misanthrope）就很有趣也很深刻﹐比任何別的描寫理想主義者的文學作品都更成功。《厭世者》像莫裡哀的許多喜劇作品一樣﹐深藏著一種嚴肅的基調。歌德說﹕“莫裡哀如此之偉大﹐我們每一次讀到他﹐都被他所重新震驚。他是一個特立的人──他的喜劇接近于悲劇。”36
　　西班牙所產生的傑出作家沒有法國那麼多。但是﹐一篇談論經典著作的文章不提及至少兩位西班牙作家﹐就不能算是完整的。這兩位作家是塞萬提斯（Cervantes）和卡爾德龍（Calderon）。塞萬提斯的《唐‧吉珂德》（Don Quixote）在西方文學史上﹐是最受讀者歡迎﹑也是最受文學界尊崇的作品之一。儘管它的名聲在近代有所減弱﹐但《唐‧吉珂德》仍然是一部讀來有趣的書。除了《唐‧吉珂德》以外﹐塞萬提斯還寫過戲劇和短篇小說。他的短篇《狗的會話》（The Colloquy of the Dogs）被稱為現代心理分析學之先驅。卡爾德龍儘管不如塞萬提斯有名﹐但人們說到傑齣戲劇家時總會提及他。卡爾德龍的名作《生命即夢》（Life Is a Dream）在今天還是一部令人不能忘懷的作品。

十五﹑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他有索仁尼琴的深刻﹐但他又比索人仁尼琴更具有娛樂性。昆德拉憎惡甜蜜的浪漫主義﹔他把它叫做“殼飾”（kitsch）[ 俗定的意譯為“媚俗”－－譯者注 ]。昆德拉自己的作品往往苛刻﹑殘忍﹐好像他是想要確保別人不說他“殼飾”。然而﹐昆德拉的苛刻不像索仁尼琴的那樣﹐走向極端﹔他的苛刻不影響他頗具可讀性並娛樂讀者。昆德拉的小說或許可稱為“思想小說”或“理想小說”﹔它們因襲了奧地利小說家穆叟（Musil）和布勞克（Broch）的傳統。昆德拉既寫小說﹐也寫非小說﹔他的最佳作品之一是《小說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一本極好的文章﹑隨筆集。

十六﹑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家

　　幾乎沒有一位作家像莎士比亞（Shakespeare）在英國文學中獨佔頭鏊那樣﹐在其他國家的文學中獨佔頭鏊。維吉爾（Vergil）在羅馬文學中的地位﹑但丁（Dante）在意大利文學中的地位﹑歌德在德國文學中的地位和托爾斯泰在俄國文學中的地位都不及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中的地位高。荷馬（Homer）則是唯一的一位在本國文學中享有和莎士比亞在英國文學中享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作家。正如要讓一個古希臘人想像哪位作家可以獲得和荷馬一樣的文學成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一樣﹐要讓我們想像哪位作家可以獲得和莎士比亞一樣的文學成就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希臘文明如果沒有荷馬會是什麼樣子﹖英國文明如果沒有莎士比亞又會是什麼樣子﹖像荷馬和莎士比亞這樣的作家是國家的締造者﹔他們為他們的國家賦予自身的性格。
　　閱讀莎士比亞著作的方式應該是精讀﹐而不是泛讀﹔讀者不應該試圖閱讀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荷馬的作品在質量上比較一致﹐而莎士比亞的著作在質量上卻各有不同。在選擇閱讀莎士比亞作品的時候﹐作品的知名度可以作為選擇的尺度。
　　最好的關於莎士比亞的傳記作品是盧尼（Looney）的《莎士比亞之真身》（Shakespeare Identified）。大約在一九○五年﹐盧尼發現威廉姆‧莎士比亞是牛津伯爵的筆名。盧尼的書至今還是關於這個題目的最佳資料。查爾頓‧奧格本（Charlton Ogburn）所著《神秘的威廉姆‧莎士比亞》（The Mysterious William Shakespeare）是一部較長的莎士比亞研究﹐也是以牛津伯爵的身世為主線而研究的。奧格本的書有現代學術研究的味道﹐而盧尼的書則沒有。但是﹐奧格本的書不如盧尼的書可讀性強。
　　莎士比亞著作的譯文比原文易讀些。譯文的語言可以隨某種語言本身的變化而變動﹐但莎士比亞的原文卻是不可變動的﹔變動莎士比亞的語言會被認為是褻瀆行為。所以﹐閱讀莎士比亞原文的讀者就不得不在古英語和過時的詞語中掙扎。
　　密爾頓（Milton）的語言比莎士比亞的語言更現代﹑更可讀一點﹐而且也不乏莎士比亞語言的美麗和豐富。密爾頓和莎士比亞一樣﹐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廣泛的閱讀經歷。然而﹐莎士比亞的作品充滿了行動﹑生命與現實﹐密爾頓相比較而言﹐卻顯得過於書本化﹐讀來枯燥﹑無趣。密爾頓有點像牧師﹐他常試圖向讀者傳遞宗教和道德信息。密爾頓以史詩作品《失樂園》（Paradise Lost）著稱﹐但他的篇幅較短的作品﹐　如《酒神》（Comus）﹑《塞姆森‧艾格尼斯悌》（Samson Agonistes）和《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等﹐如果不說它們比《失樂園》讀來更有意思﹐至少也可以說它們跟《失樂園》一樣﹐可以給人帶來令人享受的閱讀經驗。
　　在英國小說中﹐費爾丁（Fielding）的《湯姆‧瓊斯》（Tom Jones）和斯特恩（Sterne）的《垂斯特拉慕‧善弟》（Tristram Shandy）屬上乘之作。儘管費爾丁和斯特恩的作品是在十八世紀創作的﹐但它們在今人眼中仍然是鮮活的。費爾丁的作品有一種淡淡的幽默﹐令人想起塞萬提斯。斯特恩的作品有一種古怪的智慧﹐這使他在所有作家中鶴立雞群。歌德稱斯特恩為十八世紀最自由的精神﹐而尼採則稱他為有史以來最自由的精神。37
　　斯威夫特（Swift）的創作期是十八世紀早期﹔他以他對政治﹑宗教和人類社會現像尖銳的諷刺而聞名遐邇。《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是斯威夫特最著名的作品。《澡盆的故事》（A Tale of a Tub）譏諷基督教﹐是一部絕妙作品。
　　拜倫也像斯威夫特一樣﹐其作品既有深刻思想﹐也具一流風格。拜倫比斯威夫特更反對宗教﹔斯威夫特諷刺教堂歪曲基督教原意﹐拜倫則向基督教的基本教義進行挑戰。在《凱恩》（Cain）一書中﹐拜倫爭辯說﹐惡的存在證明上帝既不是無所不在的﹐也不是仁慈善良的。拜倫的《凱恩》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是一部為閱讀而不是為排演而寫作的戲劇。拜倫鮮明的個人主義色彩使他成為一個現代人物﹐一個十九世紀人形像。這種個人主義色彩在他的劇本《曼福雷德》（Manfred）中頗為明顯﹔曼福雷德說﹕“我年輕的時光／我的精神不與世人的靈魂同行……雄獅孤獨﹐我亦孤獨。”38
　　在進入對美國作家的討論之前﹐我必須提及路易斯‧卡羅斯（Lewis Carroll）。卡羅斯的作品有老少咸宜的特點。卡羅斯的名著《愛麗斯漫遊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和《穿過鏡子》（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既充滿想象又妙語聯珠。

十七﹑美國作家

　　華盛頓‧歐文是第一個獲得國際聲譽的美國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速寫集》（The Sketch Book）﹐出版于一八二○年。《速寫集》中的很多故事都很吸引人﹐但有點俗不可耐。
　　朗費羅（Longfellow）跟歐文相似﹐其作品也常充滿甜蜜傷感的情調。朗費羅的作品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極為流行﹔許多美國人能夠背誦他的詩歌。他最著名的作品也許是《海華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一篇基於印第安傳說的敘述詩。榮格在他的《變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一書中討論了海華沙一詩的心理意義。
　　馬克‧吐溫（Mark Twain）是美國作家中最受人喜愛的﹔所有人都喜歡讀《湯姆‧索耶》（Tom Sawyer）﹑《哈克‧芬》（Huck Finn）和《布丁腦瓜威爾森》（Pudd'nhead Wilson）。除了長篇小說以外﹐吐溫也寫了許多令人賞心悅目的短篇小說。吐溫對想要重溫童年志趣的成年人吸引力很大﹐他對想要重溫非文明世界精神的文明人吸引力也很大。
　　麥爾維爾（Melville）和霍桑（Hawthorne）的名字不如吐溫的名字深入人心﹐但他們所受到的尊敬卻是同樣的。麥爾維爾早期的一些作品是為了取悅讀者和豐富作者而寫的。然而﹐總的說來﹐麥爾維爾是一個嚴肅而雄心勃勃的作家。霍桑也是一個嚴肅而雄心勃勃的作家。他們兩人都試圖與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家爭高下﹐尤其是與莎士比亞。他們與莎士比亞爭高下的慾望有時使他們的作品不自然﹐並具有模仿性﹐這正像紀德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爭高下的慾望有時使他的作品不自然﹑具有模仿性一樣。不管怎麼說﹐麥爾維爾和霍桑像紀德一樣﹐寫了一些優秀作品。麥爾維爾的《大白鯊》（Moby Dick）深刻之處很多﹐尤其是其中對宿命思想的處理。他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在描述英雄原型方面在中篇小說中堪稱一流。 
　　艾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以詩人和評論家知名﹐而現在他卻以短篇小說知名。在所有的美國小說家中﹐坡最賦才能﹑最富原創性﹐並且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自身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他的影響大的作家。坡不模仿他人﹔他的作品是即興的﹑自然的。
　　坡寫的故事有病態表現﹐這跟他本人非同尋常的個性有關。法國作家波德萊爾（Baudelaire）的作品也有病態表現﹐他把坡的作品翻譯成法文﹔波德萊爾說﹐他喜歡坡﹐“因為他像我。”39　讀者往往喜歡跟自己性格接近的作家。
　　我推薦馬麗‧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的著作《艾德加‧愛倫坡之生平與作品》（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馬麗‧波拿巴是拿破倫‧波拿巴的后代﹐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她的這部著作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了很好的介紹。她在書中講述了坡的童年經歷怎樣既促使他的個性形成﹐也促使他的作品成形。我建議讀者先讀坡的短篇小說《莫格街上的凶殺》（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然後讀波拿巴對這個故事的分析。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是文學天賦最高的美國作家之一﹐他對世界的觀察獨特﹑原始﹑深奧而神秘。他的名著《草葉集》（Leaves of Grass）起初只是一篇短詩﹐後來逐漸變成一部長詩。我推薦由麥爾考姆‧考利（Malcolm Cowley）編輯﹑企鵝經典出版公司一八五五年出版的短篇《草葉集》。然而﹐就連這個短篇的版本也是模糊難懂的。惠特曼在創作的最佳狀態中的確是無與倫比的﹐但他那些陣陣突發的興奮瘋狂並不形成一個系統的哲學﹐他那些時時閃現的天才火花並不說明他是一個完美的藝術家。
　　跟讀者生活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時代的想象型作傢具有那些不跟讀者生活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時代的作家（無論他們是多麼偉大）所無法具有的魅力。一個跟讀者生活在同一地方和同一時代的作家可以談論讀者自身的經驗﹐可以描繪讀者所熟悉的環境﹐可以用讀者自己的語言。我認為﹐美國虛構文學最優秀的現代作家是杰‧第‧塞林格（J. D. Salinger）。塞林格的早期作品《九篇故事》（Nine Stories）和《麥田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不愧傑作之稱號﹐但他的後期作品﹐比如《一九二四年海月十六日》（Hapworth 16, 1924））就比較令人失望。
　　諾曼‧波德郝雷慈（Norman Podhoretz）是美國批評家和文章家。波氏寫了一本書﹐題為《血腥的交叉路徑》（Bloody Crossroads）。這本書裡有一些很好的關於當代作家的文章﹐像關於索仁尼琴﹑昆德拉和基辛格等。波氏是少有的可以被稱為“文人”的美國作家之一﹔他的寫作是為了一般讀者﹐而不是為了學者﹐而且他注重風格──他作為作者如此﹐作為讀者也是如此。

十八﹑泰戈爾

　　在討論古代文學之前﹐我願意提一下于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印度作家拉賓德拉南斯‧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雖然泰戈爾寫過一些小說﹐但他主要以詩作聞名。他的詩作《吉坦佳麗》（Gitanjali）有點難懂﹐但裡面有許多極美麗﹑極深沉的段落﹔尤其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他對死亡的處理。泰戈爾的同時代人﹐如濟慈和紀德都崇敬他﹐甚至在今天的印度﹐泰戈爾也還是極受讀者歡迎的。

十九﹑古代作家

　　古代詩歌如果讀譯本是讀不出滋味來的。為了欣賞古代詩歌﹐讀者必須讀原文﹐而這要求讀者花幾年的功夫學習古代語言。二十世紀以前﹐西方教育大多集中于古代語言的學習。那些懂希臘語和拉丁語的人才算是受過教育的人﹔那些不懂古代語言的人﹐就不算受過教育。然而﹐現在只有少數學者懂希臘和拉丁語。古代詩歌也從此逐漸被人遺忘。
　　很少的未被遺忘的古代詩人之一是荷馬。荷馬以一種別的詩人﹐如維吉爾和密爾頓﹐都未能做到的方式吸引讀者。荷馬的著作無論讀任何譯本都讓人感到是一種享受。愛爾蘭作家派德雷克‧寇蘭姆（Padraic Colum）編了一個極好的荷馬簡縮本﹔寇蘭姆的書題為《少兒荷馬》（The Children's Homer）﹐但是它卻是一本成人和少兒都會喜愛的書。
　　詩歌是原始宗教儀式的派生物﹐詩歌因此而在文學史上較早出現﹔詩歌先于文章。隨著文明的成熟﹐最好的作家都轉向文章。敘述體小說在古代文明的後期普及起來。龍格斯（Longus）的《達芬尼斯和科婁》（Daphnis and Chloe）是有田園背景的令人陶醉的愛情故事﹔歌德說﹕“一個人每年都讀〔《達芬尼斯和科婁》〕也沒關係……每年都重溫一下故事給他的美麗印象。”40　尼採最愛讀的一本書是培圖尼亞斯（Petronius）的《塞提裡孔》（Satyricon）﹔這本書開下流玩笑﹐但令人輕鬆愉快。福樓拜最愛讀的一本書是阿普雷亞斯（Apuleius）的《金屁股》（The Golden Ass）﹔這本書就其鬆散的形式與低俗的幽默方面與《塞提裡孔》如出一輒。

註釋﹕

1. 英語書籍中關於卡夫卡生平與作品心理研究的最佳作品大概要數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所著的《卡夫卡禱詞》（Kafka's Prayer）了。又見魯騰比克（Ruitenbeek）的《心理分析與文學》（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ture）中萊瑟（Lesser）的文章《卡夫卡的﹐『審判』﹕罪責之來源與罪責感》（The Source of Guilt and the Sense of Guilt - Kafka's The Trial）﹑《歐洲研究雜誌》一九七二年第二號上西巴德（Sebald）的《未開發的領土﹕卡夫卡『城堡』中死亡之主題》（The Undiscover'd Country: The Death Motif in Kafka's Castle）﹑《美國意象》雜誌（American Imago, Fall, 1966）一九六六年秋季刊上格婁巴斯（Globus）與皮拉爾德（Pillard）合著的《塔斯克的『影響機器』和卡夫卡的『在刑事殖民區』》（Tausk's Influencing Machine and Kafka's In the Penal Colony）以及《美國意象》雜誌一九五一年三月號上維伯斯特（Webster）的《弗朗斯‧卡夫卡『城堡』之批評研究》（Critical Examination of Franz Kafka's The Castle）。
2. 見《懷舊之情﹕馬賽爾‧普魯斯特心理研究》（Nostalgia: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Marcel Proust）﹐密爾頓‧Ｌ‧米勒著（Milton L. Miller）。
3. 《與卡夫卡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Ｇ‧詹諾池（G. Janouch）著。
4. 《體驗過去》（The Past Recaptured）, 第三章。
5. 《被俘虜的》（The Captive）,　第一章﹐第二節。
6. 《普魯斯先生﹕一段回憶》（Monsieur Proust: A Memoir）, 瑟萊斯娣‧奧巴雷（Celeste Albaret）著﹐第二十八章。
7. 《被俘虜的》（The Captive）,　第二章﹐第二節。
8. 《被俘虜的》（The Captive）,　第二章﹐第二節。有一些很有趣的普魯斯特心理研究﹐比如﹐Ｇ‧尤爾伯格所（G. Zilboorg）著的登載于一九三九年《心理研究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上的《俄底甫斯情結的發現﹕馬賽爾‧普魯斯特書中章節》（"The Discovery of the Oedipus Complex: Episodes from Marcel Proust"）和Ｇ‧百考斯基（G. Bychowski）所著的登載于一九七三年春季刊《美國意象》（American Imago）雜誌上的《馬賽爾‧普魯斯特與其母》（"Marcel Proust and His Mother,"）等文。
9. 《喬哀思讀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亭達爾（W. Y. Tindall）著﹔《關於喬哀思》（Re Joyce）﹐或稱《大家來》（Here Comes Everybody)）﹐伯爾基斯（A. Burgess）著﹔《尤利西斯的暗示﹕評注表》（Allusions in Ulysses: An Annotated List）, 維爾頓‧桑頓（Weldon Thornton）著。
10. 《喬哀思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Joyce）﹐阿瑟‧鮑爾（Arthur Power）著﹐第十章。
11. 第二章﹐第二節。
12. 第十三章﹐十四節。
13. 見麥克斯‧布勞德（Max Brod）著《弗朗斯‧卡夫卡》（Franz Kafka）﹐第四章。 高爾基引語來自高爾基的《托爾斯泰回憶錄》（Gorky's Reminiscences of Tolstoy）﹐第二章。
14. 見理查德‧艾爾曼（Richard Ellman）著《詹姆斯‧喬哀思》（James Joyce）﹐第十二章。
15. 見弗蘭克‧伯振（Frank Budgen）著《詹姆斯‧喬哀思及『尤利西斯』之問世》（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第九章。托爾斯泰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評論見高爾基《托爾斯泰回憶錄》。 
16. 《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第一卷﹐第三章﹐第三節。
17. 弗洛伊德著《杜斯妥也夫斯基與殺父罪》（Dostoyevsky and Parricide）。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間歇性精神錯亂﹐見亞莫林斯基（Yarmolinsky）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第五章。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兩麵人》（The Double）的描寫﹐見同一書﹐第八章。除了弗洛伊德的文章﹐杜斯妥也夫斯基研究方面還有其它文章。見以下各種雜誌﹕《生活》（Lives）﹑《事件》（Events）﹑《另有玩家》（Other Players）和Ｊ‧梅滋（J. Maze）在美國意象雜誌上的文章（一九八一年夏季刊）等。
18. 《第六病房》（Ward Six）。
19. 高爾基﹐《我的大學》（My Universities）。
20. 見Ｍ‧曼爾（M. Meyer）著《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第十五章。
21. 《建築師傅》（The Master Builder）﹐第一幕。
22.　見《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中《革命者手冊和隨身伴侶》（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 and Pocket Companion）一文及《在岩石上》一書前言（On the Rocks, preface）。Ｊ‧斯泰曼（J. Stamm）的《蕭伯納的人與超人》也是一個對蕭伯納很好的介紹。 
23. 見《創造人類》（Mankind In the Making）中《提供生命之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Birth　Supply）一文。對威爾斯感興趣的讀者應該讀讀他《期待》（Anticipations）一書的後三分之一﹐還可以讀他的《自傳實驗》（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一書的導言和第八章。 .
24. 見布魯遜（Brousson）《安納托‧弗朗斯其人》（Anatole France Himself）。 高齡的歌德也認為自己經歷了極少的幸福。歌德說﹕“在我七十有五的有生之涯中﹐我從未有過一個月的真正值得欣慰的時光。生活除了辛勞和煩惱﹐別無其它。”
25. 見Ｎ‧塞格（N. Segur）著《安納托‧弗朗斯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Anatole France）中《凡爾賽及其浪漫精神》（Versailles and the Romantic Spirit）一文。弗朗斯關於法文敘述風格的見解跟托克維爾的一致。托克維爾認為﹐法文敘述文的黃金時代是十七世紀﹐那時“風格僅僅是思想的工具。”後來﹐　法國作家為了風格而追求風格。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最優秀的法國作家以簡潔明快為目標。（見《艾力克斯‧托克維爾于Ｎ‧Ｗ‧斯聶的對話與通信》（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With N. W. Senior）﹐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26. 見《關於生平與信件》（On Life and Letters）﹐第一卷﹐前言和《西爾維斯特‧伯納德之罪》（The Crime of Sylvester Bonnard）中《五月》（May）。
27. 見《關於生平與信件》﹐第一卷﹐《土地》和《喬治桑與藝術中的理想主義》"La Terre" and "George Sand and Idealism in Art"
28. 《關於生平與信件》﹐第一卷﹐《Ｍ‧嘎‧德‧莫泊桑及法國小說家》（M. Guy de Maupassant and the French Story-Tellers）。
29. 見鮑爾（Power）著《喬哀思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Joyce）﹐第十五章。
30. 見《通信選集》（Selected Letters）中《給喬治‧桑的信》﹐第九十八封和《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一幅雙人畫像》（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　A Double Portrait）﹐斯迪姆勒（Steegmuller）著﹐第三章﹐第四節。
31. 《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一幅雙人畫像》（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　A Double Portrait）﹐斯迪姆勒（Steegmuller）著﹐第三章﹐第二節。
32. 見《陳詞濫調字典》（Dictionary of Platitudes）﹐第１７９頁﹐倫敦朗代爾出版社（Rodale Press, London）﹐一九五四年版。又見《通信選集》（Selected Letters）﹐四五年九月。
33. Ｍ‧Ｗ‧杜恩（M. W. Dunne）編撰的《福樓拜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laubert）第二卷有很多回憶福樓拜的細節。對福樓拜感興趣的讀者應該讀他的《通信選集》（Ｒ‧拉姆伯德著）。 
34. 《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一幅雙人畫像》（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　A Double Portrait）﹐斯迪姆勒（Steegmuller）著﹐第三章﹐第三節。安納托‧弗朗斯也對斯湯達作品的質量有所懷疑﹐見布魯遜（Brousson）的《安納托‧弗朗斯其人》（Anatole France Himself）。
35. 《十部法國小說》（The Ten French Novels...）﹐選自《借口》（Pretexts）﹐Ｊ‧歐布蘭恩（J. O'Brien）編﹐戴爾出版公司（Dell Publishing Co., Inc.）出版﹐一九五九年。
36. 《艾克曼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37. 見尼採著《意見與警言彙編》（Assorted Opinions and Maxims）﹐第１３３節。
38. 《曼福雷德》（Manfred）﹐第二﹑三幕。
39. 見路易斯‧安特麥爾（Louis Untermeyer）著《現代世界之形成》（Makers of the Modern World）中《波德萊爾》。
40. 《艾克曼談話錄》﹐三一年三月二十日。